生理性厌恶与政治倾向的惊人关系
利维坦按：从进化角度来看，人类大脑对外界环境的预警机制使得我们对于危险信号的可能出现具备最佳猜测——为了不被猛兽吃掉，哪怕一阵风吹草动都会使我们拔腿就跑。恶心感和厌恶感也同样是对于危险事物的本能反应，不过，对于恶心感和政治信仰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呢？本文将试图揭开这个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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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athleen Mcauliffe
译/莎椤双鼠
校对/苦山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3/the-yuck-factor/580465/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莎椤双鼠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惊掉下巴”
为什么我们会持有政治观点？为什么我们秉持的是这种世界观，而不是那种？为何我们的立场会改变，它又是如何改变的？此类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每次作决定前翻阅政治备忘录。
生活经历的差异（生活环境、成长环境、是贫是富、年龄大小）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情感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情感又（至少部分）依赖于相应的生物学基础。上述所有因素再加上其他一些没有提到的，掺杂在一起就烩成了一锅大乱炖。而且，这锅乱炖并没有固定的食谱，每次烩都不一样——哪怕其中的许多食材都是已知的。
偶尔，我们也会学到一味新食材——一个似乎之前被我们忽略的关键因素。最近的一系列实验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的政治信仰或许与我们自身生物学构造的某个特定方面——即身体对生理厌恶感的敏感程度——有关，而这两者间的联系出人意料地紧密。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45707/）
21世纪头十年中叶，一名政治科学家带着一个剑走偏锋的计划拜访了神经科学家里德·蒙塔古（Read Montague ）。这位政治科学家表示，他和他的同事已经找到了证据证明政治倾向也是可以部分遗传的，并且可能通过我们对威胁的生理反应表现出来。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希望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人类神经成像实验室的主管蒙塔古，在被试观看各种图像（其中包括一些诸如残缺不全的动物身体、肮脏厕所、“满目疮痍”的脸蛋等表现潜在污秽物的图像）时，给他们做脑部扫描，看看被试的神经反应是否会出现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表征。那么，蒙塔古对此感兴趣吗？
图源：Kashmir Observer
一开始，蒙塔古觉得这个想法不值一哂——原因之一是，磁共振成像研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资源——但那个政治科学家小组后来又带着相关研究报告再次登门造访，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有力支持，蒙塔古最后同意了研究计划，签署了合作协议。随着数据的涌现，对这个项目的质疑很快都烟消云散了。
研究人员首先给总计83名被试展示了一组图像，其中随机混合了中性图片和颇具情感冲击力的图片（后者包括了能够勾起正反两方面情绪的图片），同时给他们做脑部扫描。接着，被试要填写一张旨在调查他们对热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看法的问卷。研究人员会根据问卷结果将被试的世界观归类到一张从极度自由到极度保守连续变化的政治倾向谱上。
蒙塔古回忆说，当他对比被试的神经成像数据和意识形态结果时，“下巴都惊掉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大脑对那些令人生恶的图片的反应大不相同：他们的大脑都会对这种图片产生反应，但受刺激的大脑区域并不相同。实际上，蒙塔古只要看看被试的神经反应就能预测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准确率超过95%。
实验中，研究人员还向被试展示了暴力画面（手持左轮手枪对准镜头的男人、战争场面、撞车事故现场）以及温馨画面（微笑的婴儿、美丽的日落、可爱的小兔子）。
然而，只有对恶心画面的大脑反应才和意识形态有关。“根据大脑反应实验结果预测被试意识形态的准确性实在太高，我整个人都惊呆了，”蒙塔古说。
图截自电影《边境杀手》。图源：豆瓣电影
蒙塔古的合作者——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约翰·希宾（John Hibbing）和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以及休斯顿莱斯大学的约翰·阿尔福德（John Alford）——同蒙塔古一样对实验结果很是吃惊，尽管他们的诧异更多来自这项发现的特殊性以及通过大脑反应预测政治倾向的惊人准确性，而不是最后的结论。
他们自己之前开展的研究也已经产生了一些提示性的发现，表明被试看着令人反胃的图片时，保守派的身体反应会比自由派更加明显。然而，这些研究者们原本还期待大脑对暴力画面的反应也能预测被试的政治立场。他们此前发现，与自由派被试相比，保守派被试通常对各种威胁都会更加注意，其反应也更为强烈。
例如，他们突然听到巨大噪声后的惊吓反应更加显著，并且对那些摆出生气表情的人像照片凝视时间更长。希宾表示，即便是在这项研究中，“那些恶心画面刺激大脑产生的结果，也总是比那些体现来自人类、动物的威胁以及暴力事件的画面刺激大脑所产生的结果更加清晰。我们实验室一直在讨论这是不是因为恶心本就是一种更加强烈并且与政治关系更加密切的情感，还是说恶心是一种在实验室环境下更容易以静止画面唤起的情感？”
对于如此引人瞩目的发现（特别是这项发现还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在没有重复出来之前，我们都应该谨慎看待。超然卓绝的论断需要超然卓绝的证据支持。话虽如此，对于“恶心图片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有所联系”这一论点，希宾、蒙塔古和他们的同事并非仅有的支持者。
某些研究人员推测，在深层的象征意义上，恶心这种感受或许和“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对立概念有关联，也与我们为何出于本能信任某人或不信任某人联系在一起。
利用一件简陋得多的、测量被试恶心敏感度的工具——基本上就是一份询问被试对一些恶心事件（比如触摸公共厕所中的马桶圈，或者看到蛆在肉块上爬）感受的标准问卷调查表——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恶心敏感度高的被试往往与“保守气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定义这种气质的特质包括传统主义、狂热的宗教信仰、支持权威和等级制度、性保守主义以及对外来者的不信任，等等。
根据2013年一项针对24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几乎涵盖了当时有关这一课题的所有科研文献），保守气质和恶心敏感度之间的联系并不太深刻：恶心敏感度解释了大众意识形态差异的4%-13%。
康奈尔大学专门从事恶心感研究的心理学教授大卫·皮萨罗（David Pizarro）说，这个数据听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但实际上非常值得一提。“这些都是非常可靠的发现。无论我们在哪儿开展实验，都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这在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心理学领域中相当罕见。他还补充说，当你把其他所有可能会影响“为什么你会有某种特定政治立场”的因素考虑进来的时候，恶心敏感度与政治立场之间的这种联系就更加明显了。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583245/）
图源：Tenor
行为免疫系统
一般来说，对于意识形态和恶心敏感度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在测试被试恶心敏感度的同时，还会测量社会意识形态或政治意识形态，接着再计算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度。第二类则探索恶心的内容是否真的会影响人们现时现刻的政治观。不过，无论是哪类研究，都会产生同一种结果。
“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强力的证据证明它们之间确有联系，”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邦·彼得森（Michael Bang Petersen）如是说。他自己的研究发现，“恶心感对我们政治立场的影响与教育以及收入阶层这类早已为人们注意并认可的因素相当，甚至更甚。”
近年来，许多科学家自觉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结果就是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形成了一门为大家所认可的学科——我们有时会戏称其为“恶心学”，一个的确勾不起人们食欲的名字。他们的研究结论勾起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到底为什么你对残缺不全的动物身体、呕吐物以及其他令人感到不适之物的反应，会通过某种方式与你对跨性别者权利、移民或者其他新闻争议话题的立场联系在一起？
图源：Jeff Brown
研究者们现在拥有的是理论，而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某些研究人员推测，在深层的象征意义上，恶心这种情绪或许和“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对立概念有关联，也与我们为何出于本能信任某人或不信任某人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这项研究或许能发掘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如此激烈的一项因素——当然这只是众多因素之一。
本质上说，恶心感和政治并没有什么关联。人类演化出恶心感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走向民主投票箱，而是（根据现有通行理论的说法）保护我们免受那些恶心物的传染。大量研究表明，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四处走动的时候，大脑总是在附近环境中搜寻污垢物——发霉了的剩菜、垃圾桶中满溢出来的垃圾、泄漏的污水管道等——当大脑发现了此类物品之后，就会立刻产生厌恶感。于是，面对这种被感染的威胁时，我们就会乖乖溜走。这种机制其实就是“行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它和战斗/逃跑应激反应一样对生存至关重要。我们的病菌追踪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行动的，并且密切关注着这些叫作“人类”的人形自走细菌皮囊。
图源：usbdata
本世纪初，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沙勒（Mark Schaller）开展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实验，突显了这种机制。沙勒发现，我们的细菌雷达如同烟雾探测器，其运作原则就是“宁可事先过分谨慎，也不要事后追悔莫及”。这个雷达在探明危险方面很容易犯错，会产生很多误报。我们周遭人群展现的任何行为怪癖、身体异常——无论是否会传染——都会触发警报。
正如一只红眼、一声干咳或者一个开放性伤口就会激活我们的行为免疫系统一样，胎记、肥胖、畸形、残疾甚至一个雀斑也会引发这种效果。此外，脑海中始终高悬着细菌二字，会影响我们对那些我们认为与自己人种不同或是民族不同的人的感觉。
在一项著名实验中，沙勒向一组被试展示了人们咳嗽的图片、海绵中生长细菌的图片，以及其他一些旨在勾起人们对疾病担忧的图片。沙勒给对照组则展示了与细菌无关的威胁的图片，比如车祸现场照片。之后，两个被试组都要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是要求被试评估加拿大政府应该拿出多少资源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移民。与对照组相比，那些看了与细菌相关照片的被试希望政府能够提高吸引波兰人及中国台湾人（温哥华常见的移民人群，这项研究正是在温哥华开展的）的广告预算比例，而不是那些不那么常见的移民源，比如尼日利亚、蒙古和巴西。被试是否熟悉相关移民人群确实会产生不同结果。
对此，沙勒（大家认为，他的里程碑式研究点燃了人们对恶心敏感度与偏见之间联系的兴趣）说：“如果我成长在一个大家都长得很相像的环境中，那么一位东方人可能就会触发我的行为免疫系统。然而，如果我在纽约市长大，那么一位中国人就不会触发这种反应。”
（pdfs.semanticscholar.org/ec88/e7972c4abc04273d5d3f6a6e7d1a9c7ff79d.pdf）
如果此类病菌暗示的确能够加深偏见，那么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可能是生物适应性。部分科学家——尤其是英国华威大学心理学家科里·芬奇（Corey Fincher）以及新墨西哥大学生物学家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提出理论认为，至少在过去，外国人更有可能让本地人口暴露在他们还无法免疫的病原体之下。其他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对细菌的恐惧来源于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对外国人的成见，也就是认为外国人身上脏，吃的东西很奇怪，并且性观念也往往更加开放的潜在印象。
图源：Giphy
彼得森和奥尔胡斯大学的同僚勒内（Lene Aarøe）以及坦普尔大学的凯文·阿克雷尼亚科斯（Kevin Arceneaux）一道开展的一项线上研究表明，对传染的恐惧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影响。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评估了2000名丹麦人和1300名美国人的恶心敏感度。接着，被试需要填写一张调查问卷，其主要目的是评估他们对外国人在其国家中定居的看法。
研究人员们在2017年发布的该研究报告中称，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丹麦人，他们对移民的反对程度都与他们各自的恶心敏感度成正比——即便把被试的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考虑进来后，这种关系也仍旧成立。
（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article/behavioral-immune-system-shapes-political-intuitions-why-and-how-individual-differences-in-disgust-sensitivity-underlie-opposition-to-immigration/AB22952FCB7F270E0D296378D2E330C7）
这个团队还扩展了以美国为重点的那部分研究。他们获取了每个州的传染病传播情况，并且分析了谷歌趋势（研究人员为了获取传染病爆发的初期征兆，利用这个产品追踪了与传染病相关的互联网搜索信息）汇编的统计数据。经过计算（具体结果目前尚未公布）研究人员发现，传染病发病率最高的州对于传染病爆发的担忧自然相当强烈，而对移民的抵触情绪最强烈的也是这些州。
彼得森和勒内开展的更新一些的研究则表明，高恶心敏感度人群不仅警惕外国人，往往对任何陌生人都保持着同样的戒心。他们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怀疑看待在社交场合中偶然结识的陌生人——这个发现应该相当可靠，因为有三项研究都呈现了这一结果，涉及被试总人数达到4400名。背后的含义已经显而易见：恶心感和不信任感，的确通过某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又或许，这项发现再一次表明，这种联系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如果缩小社交圈，就会降低暴露在潜在疾病携带者面前的风险。
气味测试
对恶心的敏感性不只是起到了助长排外情绪和偏见的潜在作用。剑桥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西蒙尼·舒纳尔（Simone Schnall）以及纽约大学的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研究表明，恶心敏感性或许还会对是非观、善恶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在一项实验中，舒纳尔、海特以及他们的合作者把被试分为两组，一组坐在干净的书桌前，另一组则坐在带有粘性污渍的书桌前。两组被试都要填写一张表格，其内容是要求被试判断各种行为（比如在简历上撒谎、大街上捡到皮夹子不还，以及空难后靠吃人求生）的可恶程度。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46167208317771）
在坐在肮脏书桌前的那组被试中，有一个更细分的“小小组”——也就是那些具有高度“个人身体意识”、对自己的本能反应特别敏感的被试——对这些不良行为危害严重程度的评判要高于坐在干净书桌前的被试。
污秽的气味也能起到肮脏书桌的效果。另有一项实验征集了两组政治意识形态类似的被试参与。其中一组被试在填写他们的社会价值观问卷时，暴露在一股像是呕吐物的气味之中。另一组被试则在无气味的环境中填写问卷。结果，第一组被试对同性恋权利、色情文学以及婚前性行为的反感要比第二组更加强烈。这种恶心的气味甚至激起了“多得多的对圣经真理的赞同”。还有一些使用了臭气剂、恶心味道（吃的）以及其他能够诱发恶心感的物品的变种实验，其结果大体一致：产生恶心感时，我们的道德评判体系往往会更加严苛。
图源：Jeff Brown
在思索为何恶心敏感性会和更加保守的道德观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们想到行为免疫系统和宗教信仰之间可能有潜在联系。有些学者提出理论认为，那些严苛的宗教教条以及其他社会传统或许拥有保护我们不感染疾病的隐藏作用。这些约束强烈要求我们尊重特定烹饪习惯、性禁忌以及那些有关清洗和卫生的禁止令，这或许不仅是为了让我们获取心灵上的或是象征性的纯洁，可能还是为了避免感染传染病的一种演化驱动力的结果。
那么，对恶心感的敏感度是否能够影响我们在投票选举中的倾向性？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之间展开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康奈尔大学的大卫·皮萨罗和多伦多大学的尤尔·因巴尔（Yoel Inbar）领衔的一个研究团队就开展了一项在线研究，开始着手回答这个问题。
在选举的筹备阶段，研究者们评估了25000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和地理意义上均不相同”的美国人对感染传染病的焦虑感，接着又在这个较大的样本中随机抽取出一个子集，调查他们对两名总统候选人的态度。那些对病菌最为恐惧的被试称他们更倾向于把票投给更为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此外，每个州最后实际把票投给麦凯恩的比例也与该州人民对感染传染病的焦虑感成正比。
（opim.wharton.upenn.edu/DPlab/papers/publishedPapers/Inbar_2012_Disgust%20sensitivity,%20political%20conservatism,%20and%20voting.pdf）
研究者们最终把这类研究扩展到了121个国家并且发现：基本上在研究数据充足到可以加以分析的每个国家，对恶心的高度敏感性都与保守品质联系在一起。正如皮萨罗、因巴尔以及这项研究的其他作者在期刊《社会心理和人格科学》（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中写到的那样，这个结果表明恶心敏感性“在各种文化、地域以及政治体系中，都与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小窍门”
厌恶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并非所有零件都能整齐划一、严丝合缝地拼合在一起，其中某些猜想依旧有可能会被证否。不过，最近浮出水面的一些线索为解释这一系列杂乱无章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颇有用处的框架。事后来看，其中一条线索其实显而易见，那就是“厌恶”（disgust）一词的词源。
图源：Return Of Kings
这个英语单词起源于中古法语词汇“desgoust”，字面意思为“味道不好，不喜欢”。事实证明，我们觉得难吃的那些东西，基本上不是酸的就是苦的——而这往往是污染物的标志（想想变质了的牛奶）。几年前，皮萨罗发现每个人舌头上拥有的苦味味蕾数量差距极大，因而我们的味觉灵敏度也相差很大。此外，这种特征还是由基因决定的，后天影响不大。这让皮萨罗开始思索：如果保守主义者的恶心敏感度更高，那么他们是否也更擅长甄别苦味物质？
“要验证这点似乎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皮萨罗说。然而，他、因巴尔和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本杰明·鲁休（Benjamin Ruisch）决定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他们从购物商场以及康奈尔大学校园里招募了1601位被试，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纸条，上面带有一种称为Prop的化学物质和另一种称为PTC的化学物质。对某些人来说，这两种物质尝起来都有点苦。
结果没有什么悬念，那些在意识形态测试中显示为保守主义者的被试对这两种物质都更加敏感。其中有许多用“不好吃”或者直截了当的“令人恶心”来描述纸条上的物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往往不像保守主义者那样对这两种物质如此反感，有些甚至就根本没有注意到。
接着，研究者们又更进一步。他们知道，味觉感受器集中在菌状乳头上——也就是你舌头上的那些又轻又软的小突起物。这种乳头的密度越高，味觉就越灵敏。于是，这群研究者把被试的舌头染成了蓝色（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观察舌头），并且在上面粘上一片纸环（就像那种装在金属环上的活页纸张上的小圈，这么做是为了圈出一块用于评估的标准区域），然后就记录纸圈内部的菌状乳头总数。
图源：Return Of Kings
结果发现，被试的政治立场右倾的程度与他们舌头上的菌状乳头数量成正比。这个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地体现在左右两党在食物偏好方面的分歧上。2009年的一项针对64000名美国人的调查显示，把苦味芝麻叶作为最爱沙拉绿叶菜的自由主义者人数是保守主义者的两倍以上。此外，菌状乳头数量可能还导致了保守党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的那个众所周知的饮食习惯，那就是：非常讨厌吃西兰花。没错，西兰花就是一种特别苦的蔬菜。当然，有时候西兰花的茎就只是西兰花的茎，没有别的政治深意。
毫无疑问，你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会严重影响你从这一大堆研究中总结出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或许会这么想：所以，这就解释了保守主义者对移民采取的本土保护主义倾向和敌视情绪。然而，反过来说也很容易，保守主义者或许就会这么总结：自由主义者们都是一群很傻很天真的人，他们对人类本性盲目乐观，对各种危险也浑然不知，这只会带来各种麻烦。
这项研究本身并不能体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孰优孰劣——这怎么可能呢？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是铁板一块，它们都建立在深厚的知识传统上。就本能反应这件事来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政治哲学对民众的相对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比如，取决于这个时代是友善还是残酷。
当局势比较紧张，各种组织都分崩离析（这总是不可避免的）时，我们可以仰仗自己的家人和好友，来保卫自己的利益——然而，此时外人是否可靠就是未知之数了，并且从演化角度上说，或许我们此时会把陌生人看作污染源，或者更通俗地说，把他们看作威胁。
图源：Know Your Meme
尽管如此，恶心的一项定义性特征就是，它占据了我们心灵中的一个盲点。正如皮萨罗特别提到的那样：“恶心是一种程度非常低，低到你几乎无法感知的情绪，你甚至不会对这种情绪思考太多。”他说，相较愤怒、幸福以及悲伤这些情绪而言，恶心也是一种“不太能够靠着你的判断、你的思维、你的逻辑推理改变的情绪”。
皮萨罗指出，一坨狗屎状的东西，哪怕它是巧克力，也仍旧非常恶心。恶心这种情绪主要是反射性的，而不是反思性的。“这就是恶心蕴含的夸张力量，”皮萨罗说：“这就是一个小窍门。你只要让大脑感到恶心，就能非常容易且迅速地侵入其中，”从而绕过逻辑和理性，直接影响大脑判断。
亚里士多德或许不会觉得这个发现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他在千年之前就凭直觉断言，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天生就具备独特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同时也会为我们的动物本性所支配。他特别提到，我们就像蜜蜂一样有一种聚集在一起构成社会的本能愿望。亚里士多德不可能预见疾病的细菌理论，也不可能预见人类无意识地躲避感染这种现象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但他对人类政治中的兽性面的基本观点的确很有预见性。
即便是我们当中最理性的人，也未必总是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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